百年以前,遇之诸强洋人,中国遭遇千年大变之时,新的文明交融开始了,反思自己痛斥糟粕的,尊崇西方的,较比中西以用中的,不一而足。实力强弱、社会贫富悬殊过大,文明思想差距亦大,全盘西化其实是历史注定的最大概率。时至今日,走过了纯粹的模仿之路,接轨了现代文明建设,又以数量与规模略胜,其崇洋媚外和自尊自强再对等以遇,较比中西以用中重新回归,把百年前的激进行为、极端思想和短视抛弃,重新以大历史眼光来看待“中体西用”。

制度与政治

论其制度即是政治,本质不过管人理事而已,旨在成人,目的是成事。核心内容涉及宇宙天文、地理资源和人性事理,汇成一词便是“天理-人理-事理-物理”四类。让这些从混沌到明晰的是史学,即“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有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因天难测地难居人难和,其人类研究必是先天次地后为人。史官三记:天意、君言政书与祭祀教化,换言之天时、地利和人事,今之天文类,地理类和人学政治、心理、疾病等。而中国自结绳记事便载史,自黄帝以来即有史官的设立,至商周时,史官的数目相当可观,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一直到现今,中国没有一代没有史官。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都没有的。

史官的诞生自然会产生“道学”,因整理汇编而来;有了道学自然产生“天下意识”,因历史长度和个体的规律性,对象不仅仅是人自身,家族及国家,更是穹苍之下的万物。天下意识有了,自然产生善政和天人合一,对一切人和万物是先“友善”后竞争的,即以“和”为贵,以“中”为用。于是决定了这个文明的持久性,数千年不断。怎样做到的呢?是通过效法原理,人与事的理性终极以天理为本,并且把仁善用宗族宗法的方式,无限的保存于家族之中,任由社会风吹雨打,任由天翻地覆,人们都有存活的余地且与天地共长存。同理,于社会身份,任何人皆处于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其内理是自律与他律。涉及“公-私”、“群-己”、“理-欲”、“义-利”及“身-心”还有“本-末”等阴阳性,或称辩证法。

洋务运动中,主要成果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魏源先生总结:“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冯桂芬先生总结“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随后张之洞先生著述《劝学篇》系统性、理论化的构筑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但中国老是战败,拥有了强大的技术装备仍然不堪一击,便回到了政治制度构建上,史称戊戌变法,变法夭折之后,才促使引爆辛亥革命。新文化兴起必须让传统文化让路,刻意性的改造和全面自我批判开始,至后来文化大革命亦是继承。那么当年洋务运动会何会失败呢?本质上还是对自我和西洋认识不深刻,既无具行方案也服不了人心。但是日本继承了中国的思想,尤其《海国图志》为日本的改革方向提供了蓝图。

中西文明优劣与体用兼容

曾经的中体主指孔孟之道,西学主指先进科学。实际中体的本质是内修与道德伦理,西用在于制度分权与学科器用。中华文明的数千年不断,绝不是偶然而是符合人道的唯一路径,西方的强盛绝非仅物质发展观而是制度分权符合了人心的愿望。所以中国的修道渡人、生活艺术和仁孝文化更深刻,理当领导人类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促和谐归大同;西方的制度分权和科学研究更成体系,自是工商体系现代化、技术学科化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未来。

中国思想优点是整全、从大至小从同到异的推导,人与万物,人人之间非敌我关系,而是竟有意识,人的后天自我,竟有首先是善性的自发和强化,促进群族协作力量更团结;其次是资源、物质等有限性内容趋恶斗争,但使邪用恶之目的还是护善,如儿女或夫妻或情义等精神意识。人类的“仁心自发”只有“亲子”是唯一纯粹性的,即孝亲意识,那么把握孝亲和“祭祖”,本质就是强化了“仁善”本性。孔子之所大,是深刻把握人道,不离人伦之本,是“天下”观的终极基础,所以能承载其他文明,兼容神性宗教,承载各种主义、哲学等,其深度不光是人类凡物种都是如此。而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制度分权,尤其皇族是家、国和天下一体且含混不清,自然多争权夺利,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坐”制,重“人”不重“事”和“物”,社会维稳极容易变为单向路径,国大家小,社会活力不足。其次是儒士过错和儒术缺陷的泛道德化,稍有差池被骂不忠不孝,凡事抡道德大棒忽视制度及公务本身程序,过分强调孝,那么个人及社会的私德与公德便含混不清,以公谋私,以私办公不绝,被异化为杀人之刀。

欧洲自文艺复兴后,宣告“上帝”已死进入人文社会,从绝对一神教走入世俗,天文思想也被动摇打破,社会活力大大释放。在继中国、阿拉伯和自身文化的科学技艺改造,促使了“工业革命”兴起,从此人民纷纷以自谋和唯利是图。基于此社会制度开始讨论分权,人群确分不同层级,各层级代表发表言论和竞争,也就是“主义”思想崛起。但一切无不围绕着“利”斗,围绕着“物理”方式,是“敌对”性的思维基点。先天假设了人都是敌对的,都是恶的,有原罪的。优点是找到了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路径,是纯粹的“物理”或“人性”理论,如显微镜让人从细胞、从原子上看待世界,放大镜让人从天体物理运动去研究天文。带来的制度分权和学科细化为现今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改变世界的途径。弊端和缺陷在于没有关联性,谬论更多,人言皆可为之准,没有终极的对象;人们认识不了“大道”,顺天之事不知,逆天之为也不知。因为科学代表了“真”的终极,原来的哲学求真为善,再也无法提供“真”理基础,人文价值开始失败,驾驭不了科学。民主制本身在于保护各自利益及权利不侵犯,但无法解决“天下”归和,反而促进各种“独立”和神性宗教及民族等敌对和争论。

综之,双权双轨优化的是法律、制度以均平社会,亦是中央-地方,上层-基层及群-己之制。观古今中外,传统中国宗族宗法有仁本而乏分权之术,一统制宿命是后宫和外戚干政,亡于引狼入室。民主神教社会有分权制衡之术,独缺仁本,亡于政散失控及外敌入侵。尤其选票民主制,精英不能正且唯利是图,选票在于基层,百姓杂言能引发变量使社会无力,其尊弱助残和个体自由,促使无事滋小,小事变大再到不可调和,然后引发经济崩坏和战争。于力量刚柔之较,中国宗族宗法制确保了文明的延续,仁善和文明火种散播且保存于无数宗族家庭之中,看似柔弱却能胜刚强。欧洲神教宗教确保了组织协作的基础共识,以绝对神教巩固人心以止散抱团,故而歧视非教徒和女人,本质不过是保证力量,教规和神至上才能专功有机会存活,但刚强易折。

双权双轨与解难

大历史下的双权双轨是整体万物关联的天理仁善和重“人理”的大政治权力;尊重从个体差异,遵从“事理”“物理”性,责任义务共享同生。如此而来,人大和各行业自组织以优选士人代表,其大一统宗法社会既有基层自治又有分权制衡,绝其内狠与萧蔷之祸,再续五千年不难。民主神教社会引入“士大夫”以缓冲上下,能正能疏,收放自如,儒教仁本可化一神教之毒,绝其排他性、自私寡利和敌对意识促成和谐共识,盛强千年亦不难。

政之所行,效率与良秩也;权之所持,财政与人事也。双权者,行政以求效率和监督议察以求良秩。双轨者,人事升迁小服大,财政预审上问下。一方推举任命,一方选举任职,同级相督,一实一虚,实以能者居,虚以名者和有德者居且以虚制实。行政权当“君子/精英”所柄,效率用专制之术,公务员推举总统以任命贯彻;民主理念当用于议政,参议当“人民”所持,民选代表(士)以议政监督是为人民当家作主!即政府以解决民生为要,议察以民主和道义为要。集政体制与众督体制自成互衡机制和对话方式,兼具民主遏止腐败、歪风邪行、造神尚贤和进退时动荡之弊;保证执行高效且有效纠正错误决策、消除朝令夕改、舆论操控和游戏化。可解文明冲突以公众生活共识为本妥协兼容且效行良秩以共进互理解;大可用于人类政府,万国有序又适其不同风俗文化;亦可行于国家制度,公益或慈善组织以及各类企事业;小可至家庭家风之举。旨在让人民安心和安全。于简,一军一教!政统和道统之分流,有人犯错有人惩且纠,大家权利大家保。

双权双轨制度结构,众督体制承担议察督责,公民选举出众督各级的候选人具备守理、良知良行的良士任职,优于直选最高行政者,避其使众与短利短视之势。集政体制与众督体制乃平行系统,进入集政体制必须通过科举考试。集政体制采用推荐任命;众督体制采用全民选举,拥有法律和最高权力来源的地位。众督主礼治,裁法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参照,守护天理良知之本以致和而不同及求同存异。换言之,众督体系多由师、农、工为任,任务是守住人伦维护稳定和温饱问题;集政体系多由仕、商和科学家为任,任务是改进和发展社会。于读书人,让知识分子彻底从依附王权中走出来,不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才能正人格正理想,发展真正的高度文明。于群众,官吏犯错有人惩、政府犯错有人纠,百姓诉说有人听,人民权利有人保;政不行邪营私,民心对世无憎恶,进退张弛有法,青天不在王权下,人民选举方心安。

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全民参与,以家庭为单位选举,直选出基层代表,基层代表又选举出上一级委员代表,直至全国最高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