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是“独特”存在,有数千年不断的文明,有盛世有衰世;有最终极的政治学问——儒、道;有一度朝前的科技和数学——鲁、墨、工正等。有生活闲情逸致的雅——琴棋书画诗酒茶;有人情叛离的劣——家族株连、监视到户的揭发。无论做那样都能达到“极致”境界,无论好坏。
宋朝时,都是世界最棒的,至明中期,尚有盛强余温,航海西洋让世界为之侧目。但转瞬四五百年,彻底败亡、人无自信,西欧独强世界,近邻远邦欲瓜分中国。留日学西,洋为中用,方才渡其一劫,崇洋媚外、文化自贱,至今依旧未正。何以衰弱至此?
清末之哲人,回答在于“技不如人”故而洋务运动;民国之哲人,回答在于“政不如人,学不如人”故而民主变法、文化改造(白话文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三个甲子以来,所有答案寻于外也,仿日、仿英、法、德,法苏联,法美国。那年,中国不过美、苏争霸一棋子,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马列便是华盛顿,终究,以苏式立国,以美式富贵,改开40年补课市场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成就今日之中国。而今欲上牌桌,位世界强国之一。风雨飘摇,落子有“己”但尚未定也。
利之所趋,人欲也,利之所兴,强国也,但利之所夺,却不能治天下、使天下人服也。欲治天下,必准绳于道义也。今,国人言,美国已衰,自是有衰,衰于利兴难救世界也;但又不衰,国之所强,天下无一国可与之匹敌,此来利正所达也,人民之勃发、教育之兴旺,不曾衰也。
六、七百年前,蒙古西征、黑死病使欧洲不得救,弃上帝神学,人本主义觉醒。法中国,仿阿拉伯,以航海贸易以为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皆以此为始。诸小国为之奋强,列国争霸,荷兰发明股票人皆参与人人获利,英国想方设法提高质量,终成就金融系统,发明机器动力,促使工业革命,一机抵数人,财富大增,万国为之效法。
财富巨,资本家出,政治旧秩序不能适应,抨击旧制度旧社会、设计新制度为之始,后世所称启蒙运动也。终以法国大革命立《人权宣言》、美国独立战争立《独立宣言》而宣告分权民主制诞生,宣告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宣告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崛起。新制成,保资本,利群众,促流通,达礼、法,科技为之兴,教育为之盛,人才为之众。电气时代奠定科学指导工业,一机顶百人,资本剥削始恶,反资本之社会主义,反资本家之工农群体成团,二次世界大战为之平衡。战毕,欧洲无元气,美、苏为之崛,促生物科技与产业革命,全球化为之兴,美、日大兴,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相续为之崛。
可知,欧洲发展是先经贸,后制度,再科技,即经贸致富广,建制度以为应,终促科技之兴。中国固有宋、明之富,但制度无撼动,反而权贵得大利,民弱则无才无动力自是科技不进,大革不能出于中国。非汉人不擅科技之智,非教育本身问题,实有远忧知其本末,而本、末与义、利之辨在长时间中极易走偏和僵化。尤其是断人民耳、目之术,无真实之社会现实呈现,其人不能解危。
故而最大的阻力是源自政治制度,而宋代又是最重要的分水岭。以至后来的元明清,伴随皇权专制的集中和成熟,政府本身再无力内部制约力,而人民抗衡政府也更加艰难,促成革命上的屠杀和巨量死亡,不仅仅是异族之间,同文同宗也异常惨烈。故而宋后八百年,一半是失国状态,遭遇的杀戮和文化专制一代胜过一代。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皆以中国为参照,有赞颂者如伏尔泰,曾极力推崇中国,推崇孔子及其学说,视中国为楷模而赞颂。他的出发点是“仁”,即中国自身是儒家规范的仁政,是实时损益和可论辩的,不存在神性宗教的禁锢和封闭性。而稍晚的孟德斯鸠则极力批判中国,第一个定义中国为“专制”的人,在他笔下中国是“专制暴政、恐怖原则和最会骗人”的。虽然推导路径不对,但也真实的指出了中国制度的弊病。也正是因为此,站在罗马传统及当时代世界眼光上,孟德斯鸠明确设计出三权分立制度。通过制度分权,再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而是制度程式,当然更不是三个政府打架,保证了政府不为恶。通过制度确保司法独立,确保信息的来源无堵塞,人们犯错犯罪有公正审判,知全貌明始末,自然人皆守法,重诚信,有真实依据,文明逐强至盛,创新源源不断。西学反对专制,司法独立使冤假错案少发,使公权不能掌控舆论,实现新闻自由而不害社会,确保公民在耳聪目明条件下自治自决。
宋代之所以为最重要的分水岭,尤其重视台谏,因时代背景是造纸术大普及、科举大兴。宋仁宗时,有独立的“谏院”设置。宋之前,御史的弹劾和谏官的谏诤有差异,谏诤对象是皇帝,弹劾对象是文武百官;谏诤对事,弹劾对人;弹劾具司法性强制力,谏诤则是建议和劝告而已。神宗元丰改制,规定谏官职责可以同掌规谏讽喻,且有权监督大臣和文武百官,台谏合一。在加强集权的同时,谏官实为虚名,变为牵制宰相的工具,如宋神宗时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责怪,后来以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实质是皇帝控制“舆论”,导致最高皇权无制约和司法无公正两大危害。元丰改制50年后宋高宗实践成样本,宋高宗畏惧强敌,软弱好面为己,群臣(秦桧)附和不为国,为求和而打压主战派,提前诬告岳飞之罪昭告天下,人民无比愤怒,杀岳飞无不拍手称快。至嗣子宋孝宗登基一改软弱,为岳飞冤狱平反,自此人民才涌现歌颂岳飞。

此事整个过程利用了信息不对称,高宗及政府充分塑造了人民,看不见的手正是代表最高权力的宋高宗在操控。自此,人民不再是“耳聪目明”的,元、明、清的冤假错案和以人民名义杀人者不计其数,典型如朱元璋借贪倾轧、袁崇焕案。整个社会认行潜规则,无论何因?有权有势者,凡对自身不利者,都是一贯打压,甚至使受害者消失。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和自我反省,而拼财、权、色,以贿赂公权或花钱赎罪恶。不仅仅是因为纸张的普及而增多,重点是公权懂得了预谋和舆论掌控以民怨杀人,性质完全不同;而远自秦汉,如白起、韩信者等,为死后告罪,尽人皆知死于功高震主。南宋之后,诬告织罪,彻底使司法系统崩溃,丧失事实的真实,使人唯权力是非或胜败为是非,使人无安全感、无独立之精神、无真实之判断,文明逐弱而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