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谯皓中。取自《正理平治-中庸、礼乐、人与科学伦理》文7400字

论及:中国文明性质;欧美文明性质;古今制度优劣;合流双轨制;宣政与讲理,强制与参与(制政恶、平私妄;除教乱、休兵争)

  庚子疫情,东西文化差异极其明显。中国选了“人命关天”(文化共识),欧美选了“经济高于一切”(文化共识),其两者结果明显不同。今之联合国如外交之会,执鞭者美国也。美国超强国、世行霸道,以货币经济与军事军工执其百国,普民主制之人权、博爱,护自由、民主。中国之长,好学善思,数千年之灾难、混战、侵伐,就民族是汉族单挑所有异族而饱受苦难,就文明是天下及人类最为成功和深刻的,受住了一切挑战。今之全球如似春秋战国境况,世之雷同如秦汉,或域定于一或文同统异,今之不同是破空间地理而混一,即有了网络,强国核科技可毁其人类自身,全球治理需要新的模式,方能解宗教性文明冲突,破争纷战乱之危。古之文明旧之制度穷尽人间善恶、是非、真假和治乱,是今之镜鉴。而今之错对、是非、真假亦将作古成旧。中西方之本质差异,晚晴时已深刻认识,谓之“中体西用”,中国有“义、道、心”之学,西方乃“物、器、利”之学也,器物易进但义理难成,外物纵使发达,不讲理缺正义轻道德本质还是“野蛮者”。
  • 中国文明性质

中国文明数从古至今,与世界其他文明确有不同,到底有何实质差异又语焉不详。马丁·雅克曾论述“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而欧洲是民族国家。”所谓文明的定义是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以及所创的财富的总和,在此模糊宽泛的概念下,任何生活方式都可称为文明。文明概念本质上强调的是惯性,基于“利益共同体”,包括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而中国的本质是共识达成,基于“道义”,是“义理型”国家(蔡历所提),简言之是“讲理”和“名正言顺”,论文明是“道德文明”,所谓道如大公路,分接无限多小路。故而中国文明有持续性,有尧舜禹之德,有六经、四书五经之作,有理学之大,有独立且系统的“心性”之学(心器官的思维本身、虚拟化)。所以承载诸多民族趋和,承载一切宗教趋善,所立之本乃“道义”也,即汉文明,此道义如似太阳系之太阳。此政治为大至今是驾驭经济的,比如对国企的控制,且能守护民生,其缺陷是腐败难治、人权重视不足。

  • 欧美文明性质

欧洲自蒙古西征和黑死病后,兴起人本主义的文艺复习和宗教改革,欧洲思想的解放,确立了“人权”,彻底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和动员方法,从航海贸易进入到金融市场和商业体系,通过财产权实现了国民“利益共同体”意识,成为一种价值。而后进入到启蒙运动,反专制反权威,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皆以中国为参照,设计出全新的制度和思想,成就了“制度分权”,一个好的政府的当是怎样的。再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再无文化专制,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奠定了整个欧洲高速发展的基石。直接结果就是贸易金融开始变为创造需求,以生产优秀的产品为目的,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出现机械化、自动化,并由资本推动发展,有了一机抵百人的情况。科技之极速,产生了大量的产业资本家,随着资本的剥削和压榨,促使了反资本主义者,但无论人文思想、政治观念无不以此为基,一直引领当下整个人类世界,如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不过也带来了全世界动乱和消费原罪。若整个社会是释放物欲、刺激消费的,人类会被带向敌对斗争、狂悖贪婪和人人为恶的境地。故而欧美文明的缺陷的乏道义、不知耻,庚子疫冠死亡数十万人,根本不当回事,这就说明没有羞愧感,政府和精英在选择“经济”后,依然出尔反尔且避责指责,丧失自由、博爱的精神。关于人本主义思想也只停留在“人权”上,所谓权的本真是“财产”(欧洲农奴无土地产权),自此便形成“财务自由”思想,即没钱就没有自由。
  • 古今制度优劣

基于人类思想至今所形成的几种制度,中央集权专政、民主选举制、君主立宪制是现存且优的。曾因各自的历史传统不一样,误会、错解时常发生。有必要在结构上明晰其差异,孟德斯鸠定义中国为“专制”抨击其恶,其立论是在“个体”上,对于中国自身其实是“法家”的异变。伏尔泰推崇中国,推崇孔子及其学说,视中国为楷模而赞颂,是出于“仁”,即中国自身是儒家规范的仁政,是实时损益和可论辩的,不存在神性宗教的禁锢和封闭性。欧洲启蒙思想的学者皆以中国为参照,尤其法国当时处于君主专制时代的背景下,重新设计了三权分立,防范政府作恶。
图1,传统中国制度与现代民主制。仁政的来源和行政班子的推导。天子如北极星,群臣如群星拱卫。
在传统政治下很难理解现代分权的本质是不存在独立至上的权力,一切都置于这个系统之内。三分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各自所行,相互监督不使政府为恶,通过公权有限加大自治,使中央和地方减少叠权,使之不失衡。既非部门协作关系也非三个政府打架,是行政的制度性程式,其结果是大家都遵守秩序。不甚明白人权是群体的基础,重群体势力,视人众为正义,群体整体性的极点是平稳,不过政治信仰唯维稳,便畏惧冲突及异见,又使得狠绝无情、社会无力。孟德斯鸠归为“专制”,虽然推导路径不对,但真实的指出了缺陷,至于为何崇尚德政,有孔孟之道的国家,变为“专制暴政、恐怖原则和最会骗人”的呢?其本质是善教人向善,唯独不防恶制恶,既对他人和社会不设限,也对自己的恶无限制。
孙氏改制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适于中国,制度分权有余但分权过多内容过杂,反而不切实用,儒家之义理经于立法,儒士为立法委员和司法者足以解决问题。毛氏得益于动员基层人民支持,有志于为穷困者翻身解放;设人民代表大会普选,欲解决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和权力监督,但又否定新闻和言论自由成残败机构,自此失去教化正理和监督权力的分权灵魂。今之民主集中制与美国议会制类似,人大是提案方似众议院,但属于最高权力机关,且有立法和修订权,审查财政。政协似参议院,决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内部监督统一战线。党代会主决党内问题但属于领导地位,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领导者,实际执政者。今之民主制制约缺点是争论与冲突多,司法广,其极点是破坏。它很难理解为何对君主和群臣要求大德、高才,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政治要广博深远,不唯其“利”不执于“物”,为民、善民、不扰民,从其“圣人”。也不明白为何“罪己”,不懂类家长式呵护,有频繁的天下大赦,有一人得道家族受益,有拯民救世之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掌握了人类道义,政权更迭、外族入侵都唯有遵守,民族文化都在人类道义下存在;而古罗马制与现代民主掌握了政权道义,如何做好政府,但随着政权更迭和外族入侵,文明很脆弱,每个政权都有他的民族主体和特色文化。政治本身是一种专业和职业,中国之所以政治学发达,分圣贤暴虐,本质是因为专业研究,驾驭政治、商利是君子不器方有道。无道义,整个社会的结果是欺压、贫穷和愚蠢的常态,区别在于无知愚化和堕落蠢化,若权力驾驭商利便是官商经济,颠倒黑白而愚化人民;若财团驾驭政府,奸诈横行、纸醉金迷、乱人心智胡造概念而蠢化人民。

  • 合流双轨制

图2:双权双轨制度结构,集政把持人类社会的底线,人民代表为人道德的天花板,引领以效仿。

法律与制度构建了对待个体的底线和边界,而仁善礼乐是人类的天花板,进步的方向。人民代表首长代表文教之道义,集政代表强力之行政,一虚一实,一军一教,一政一督,一个利民解危一个监督正理。政者之本质保安全促发展,文教者之本质护心安调和万教。集政不选举,领袖内推举,政治专业尽才干。人民代表选举,领袖举德行,教化督察遵道义合民意。选举借鉴汉代举孝廉制度,取天下士人的道德准则,其中城市区为举茂才,乡村县镇举贤良方正。两个系统的相互制约是,人民代表审核是否违宪,可弹劾集政长官,可暂停其职调查;集政体制对人民代表长官有异议可发起“争鸣”程序,邀请天下读书人进行义理辩论。

图3:中国制度参照下的双权双轨制。

于今之模式,党/政系统不再兼任任何代表,人民代表真正从基层选举,行政官吏和人民代表不得兼任且避亲避嫌。党/政系是纯粹专业的治国理政者,所有官吏出自“公务员”考试,元首推举后,其部门人事由上级决定,如此一直至区/县级,至于股级是自治的备案签字即可。人民代表从一级一级的选举,公民选举直接相关的股级人大代表,股级选举区级,区级选举出市级,市级选举省级,在所有省级代表中,由礼部评选出三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此三人竞选回应当下迫切或民意尖锐的问题,演讲各自核心提案或道义思想,最终由人民以家庭单位投票,归于地区为统计单位,票高者当选。

最高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制定或修订《宪法》,《宪法》外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归党/政制定,人民代表辅助,其次负责法院裁审时推荐陪审团人员以共决。党/政下设国务院各机构系统,其内阁如似政协体系(似古之三公,裁环保、国家安全、科技政策和金融贸易),最高法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代表常设礼部和宗教委员会,民联民政部负责行业和协会事务,财政审议和监察委员会。

图4:美国制度参照下的双权双轨制度。傳統三權分立民主制,總統和州長是不隸屬的且都是由人民所選舉,故而也就做到了行政緩衝和惡政修正的目的,其同級相督如是,社會形成不了同理心,始終是局部動蕩就不會造成大屠殺。

今之美国制度模式,使原之三权归于二院,参议院与众议院是对等关系,参议院掌握人事权,众议院掌握财政权,提案也需要通过参议院确认。参议院推举总统,总统下设内阁和国务院等属机构。众议院推出联邦法院院长候选人,再交由选民选举,下设地方法院和特种法院。两院共同的立法和修订《宪法》,《宪法》外的立法权由参议院主导,众议院辅助。总统可异议法官,发起电视辩论赛,总统自己或邀请代表皆可;联邦法院可判可判法律不合宪、总统违宪,对总统发起弹劾。选民选举本地区的众议院代表,最后选举联邦法院院长,总统不再直选。

圖5:地方自治與聯邦中央政府結構。借鑒西周古制周王的直接行政是諸侯,諸侯之下是自治的;也借鑒現民主制核心在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上,總統和州長非隸屬關係,國會與州議會也由人民選舉組成。

地方(地區型國家)自治和聯邦中央的行政結構。中央主要任務是治理各地方行政,作為最高道義、司法、國務方針和終極暴力存在。各地方政府推舉出聯邦中央的黨政元首,個地方的人大代表選舉出中央人大代表。如此便是動態系統,既有自治性又有統一性,有分權也有集中。如此便能保證道義的永存,使人類文明不亡,又能滿足各地因環境促成的民俗和文化性,解決各地宗教文明或軍事衝突。中央軍委雖歸於政府,主要是常備軍訓和特種作業,中央人大掌握“正名”和糧草、能源體系。

图6,人民代表委员会礼部班子的搭建和选举与行政的对应。

人民代表委员会礼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灵魂存在,礼部首长出自内部推举当选,贤能者居尊位,其礼部会员可世袭世传。其班子的搭建和过渡,文化传承是充分尊重历史传统古“衍圣公”和“五经博士”。继传统的特任至圣先师奉祀官兼述圣奉祀官孔氏,简任复圣奉祀官颜氏,宗圣奉祀官曾氏,亚圣奉祀官孟氏,天师后裔张氏为礼正(常务委员);当代经学、墨学、哲学、科学领军人,道教协会会长,佛教协会会长同为礼正;基督教协会会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先贤东野氏、闵氏、冉氏耕、冉氏雍、端木氏、仲氏、言氏、卜氏、孙氏、有氏、朱氏、周子敦颐、程子颢、程子颐、邵子雍、张子载,先儒韩子愈诸氏嫡系脉裔(传承世系可考,证据充足)兼任委员成员;由特任至圣先师奉祀官担任荣誉礼令。礼部可综各宗教代表于一体,但宗教委员会是各自教内事务,职能不同。

  • 宣政与讲理,强制与参与

图7:双权双轨制之行政治理,人民代表的参与方式。人民代表由下选上,集政由上任下。當地域足夠大,其中央與地方只能是二级政府,各地方政府推举中央元首,各地方人大选举出中央人大首长,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借鉴西周周王的直接行政是诸侯,诸侯下是高度自治的,不过地方不能有兵权,否则便是战国状态。
中央政府,旨在平天下之思。遵宪法,颁布纲领大法,定数、术参照。天下唯“人与天”之道,无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包袱,亦自无其他意义和形式上的对立与威胁。礼部全部参与,唯中庸为用。治国则涉及地域环境或国情或本民族的意识形态发展影响。中央政府施新政,设试点即与“国”合作,试点任务要明确“纲领目的、路径办法、公示内容、数设空间和人事权术”内容,其试点规划由万和会(涉及的行业协会)参谋,建设则统筹京万和会参与。如城建,涉环保、生态、土质、文物、建筑等行会根据各自理论、生活优化和问题优劣来谋定。再交由政府部门进行深化和具细,万和会对此监督。非已规划再参与,此形式毫无意义。数设即是数值的取值范围,不同地域可取最小值或最大值,以便通行时各地借鉴。如城建绿化,山区或土质疏松地可取其峰值,平原或小块地可取最小值。齐家则需考虑地方风俗人情,修身需顾及民情民俗和现实优劣进行取舍。因最终皆需要是落到具体地址,股级便是真正与公民打交道的基层,也是最终的事实评论判断,可实现优进劣汰,益好补坏。

一、制政恶、平私妄(短视)

行政传承有序,好的政策原则代代传,参照由近及远,使因时代巨变必要的改变和创新有方法。政治家身居其位,才有亲临感受,纠前人之错,继前人之道、术。中央如太阳系的太阳,构建了天下或人类的基础范式,非干涉一切,领导一切,万而塑一。太阳如正理,一“孝”可解人从生到死的生养、情感、虚无意义等问题;一“义”可解朋友、外人、商业等一切需信任的疑虑,排孤独;非此,人一生的各类危机不救,如幼无养老无依、无情无敬畏、极乐奢侈、抑郁,契约、证明、防范越来越多,终使社会成本极大和不安。集政控制在于民生,如粮食、水电气、医药和教育上,调控超企。“为人民服务”之良政,不单是解大多数所需所难和优化社会和资源,在于一面宣政一面与百姓讲理,不但新政有代表参与、人民知情,督其过程公开、透明。具体行政有安置方案有复议程序,宣政者和人民代表集合百姓宣传要政,听取和收集百姓主要诉求。人民代表复议诉求或修订办法,再督促政府,遇难决者,代表复决数过半方能强制执行或废止,并且后续皆由人民代表负责督察直至完成。

集权专制执行高效,若行仁政则大盛,行惡/暴政则大亂大衰,因行政无缓冲机制无有效督权,行政一刀切后果严重,懒政、堕政致次生灾难多发。行仁政雖大盛,其。有政无理,有威权无德行,策划者有任务无安置规划,基层执行者认命令不认法,政府设申诉渠道却实不作为,整个过程豪无人民参与、审议反而对知情者打压或人身限制。即政府授权作恶,坏法废义、不负责任且恣意妄为,政府日益变为全能型,抑武改文,民弱国衰。当政务超出职权,逐层上报,终由一人决定;执行下行时,形成各级长官的个人意志决定政务影响结果,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章程与执行分离,模糊或异化对象常有。仁政的变异是人治唯上,强化集体强化领袖,不尊重事实和人权且腐败,欺瞒哄骗为常,如孟德斯鸠所言“中华民族是最会骗人的民族”,所谓骗人权术也,讨好上才有下食,讨好下才有上益。公权无节制,权力通过把控钱财来实现强权贵弱人民,管制言论、审察游行活动和劳力征用实现疲民、壹民。权力总是防范异见者和整个民族刚正不阿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迫成为隐士,形成文明的最大糟粕。善权谋而无制度制约,人性必被权力异化,家族和世袭在集权下的恶是赶尽杀绝、腐亲疑能,不善、不义(秦法与项刘),寡仁缺德(司马晋始),使同袍相残和外夷乱华,成为中华文明极恶缺德之处。
现代民主制,决策效率低,执行损耗适中,一旦得到国民支持皆参与其中,持久性高有更多公平。因选举,总统和州长非隶属关系,若政府昏庸其恶政并不都執行到底,没有巨量的感同身受内部就不会出现大乱,所以超稳定。直选民主必是取悦民众,欠缺整全大局和长久考量,难施专业政治学问,随的是人们势斗中势力强弱的此消彼长。一个元首一个想法,于政不利也,于民少益也。换言之人责分离,职不有所专,责不有所主,故而见利而忘义,见权而忘责。若社会价值是唯利的,少道义之守,会导致人生虚无(存在主义),自私自利,累于物欲疲于奔命,冲突不得其解,世风日下且价值混乱。自由变异为泛滥,不懂得天理、人伦,如自由以为是性解放,如性滥交、婚前同居等,使夫妻情义淡薄,流产不育,婚姻性乏或无能。常常为人权而人权,为自由而自由,泛人权制造新观念,但是否符合天理、人理、事理从不探究。选票决定一切,那么谁来思考长治久安和修正短视及艰巨难题?所谓人权首先得是“人”,即知礼明天理,人权大义是义务与权利对等,没有上帝拯救没有君王恩赏没有神佛保佑,只有自我救赎和争取。自由的第一性是守道德遵良知。契约根本是守信用,非利益博弈,营法钻利不得过度发展金融体系,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二、除教乱、休兵争

人民代表之选,在于调衡、自治和实事求是。自治是凡事不能归于政府有关部门或循于上帝,而是先理后法,先私判后公断。当政府事无巨细,本质是道义不昌,人不服理。理之大,在于效优仿强。思之愈杂,心惑迷乱,民俗和信仰的多元,当公约齐一,设评选优,自然使之宗教归于教,祛除政治诉求,其宗教性文明冲突自消,渐归其本,若强力管制必逆为政权排异。故而需教人向善且防恶制恶,顺性抑性。

政之失,人皆可感,人怨必言。人民代表提出的原则或方案,拥有一项直接审议、废止修订政府所出的行政法律权力。纠正当政偏差及冤假错案,维护法律、正义,教化民众或启蒙愚人。“正名”乃定纲天下之道义,控制粮草、能源、超精技术,中央(世界政府)掌握天下兵马为终极暴力,可平科技、军事也。兵不独于国/地区乃祛国/地区之竞有,不强梁于军工科技,使之无法发起非义战和消耗战。任何地区军工(或国家)犯其正义、叛其道义,则授名中央正义之师吊民伐罪。天下无事,人民代表首长所大乃“萧规曹随”也。

 

谯皓中,号化境山人,男,汉族,籍川居渝。著作《解易释爻-重回周易历史现场》,执笔《正理平治-中庸、礼乐、人与科学伦理》。儒家礼乐复兴者,提出双权双轨制度,策划新礼仪,巴蜀修臺修士,大环保公益知行倡导者,时空整理公约起草人。